研究型世界史的要素和展望
我国的世界史发展经历了哪些阶段，现在又处于哪种情景，这是一个必定要提出来的问题。经历了规律探寻、空白填补后，研究型世界史兴起了。然而，尽管每个阶段的世界史都有其主要的特征和侧重面，它们之间却是互相联系、互相支撑，裹挟在一起，似海浪般地向前簇拥。就其本质而言，既然研究型世界史是在规律型、知识型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集上述两者的优势发展着，预示着一种更有力量的精神胚芽在萌动。研究型世界史既然是建基在规律型和知识型世界史之上，当然意在表达对人类生活本质更为深刻的认识。研究型世界史的要素是什么？具有哪些特征？且又会如何发展？尽管这些问题还有待观察，却已让人振奋，感受到它不可低估的力量。
一 世界史从知识型向研究型的转变
世界史的一个根本任务是传播准确的历史知识。如果对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缺乏了解，就不可能理解现代人类的行为方式。这种知识的覆盖面是非常广泛的，涉及对世界各国历史沿革、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的把握。知识传播把世界连成一片，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知根知底，互相信任，不再像是刚刚结识的新朋友。新关系带来的不是表面的交往，也不是利益的交往，而是超越并高于它们的理解。这种深层次的认识一旦形成，就表达更为真实的内容，使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稳固。人类遵循历史的引导而互相理解，这成为当今世界交往的新基础。历史还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事情，举例来说，经历过深度罗马化的法国、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常会产生更加紧密的联合，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制度上。相反，没有经历过深度罗马化的德国则明显不同。历史知识传播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国际交往上理解的新基础。没有历史知识，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交往就会停留在表层，但如果有了世界史知识的介入，国际交往就变得深刻和富有理解力了。
在中国走向开放、走向世界时，填补空白的知识型世界史得到空前发展。首先，它建立了对精准知识的崇拜；其次，它为自己赢得了一种有用性的认可；最后，它确立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使命，想要覆盖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知识型世界史的覆盖面迅速铺开，不仅涵盖大国，而且涵盖中国的周边国家，甚至涵盖整个世界。近30多年来，这种努力是卓有成效的，它推动了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发展，真正做到了与世界接轨。由于知识型世界史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有用的钥匙，所以社会给了它一种无可争辩的认可。世界史作为一级学科的地位已经无法撼动，即便有过争执，它也能够冬去春来，并不会再使自己失去什么。
知识型世界史给我们留下的最深印象是外语热和史料热。就语言来说，不仅现代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而且中古德语、英语、质朴而保守的拉丁语、非常难以掌握的古希腊语、希伯来语以至于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全是我们这一代世界史工作者要潜心学习的。促使中国学者臣服于外语的体验在几年之后就促成了对史料的臣服，通过各种渠道，官方的和私人的，一时之间，史料热在中国学界迅速弥漫开来。征服了世界史宏观属性的并不是对各种空白缝隙的填补，反而是外语和史料，这使知识型世界史成为战无不胜的力量。有一件事让人印象深刻。中央电视台直播埃及金字塔石棺开棺，当一座金字塔的墓墙尚未打开时，嘉宾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已经断言：墙内会一无所有。坚实的埃及考古学知识赋予了她自信和正确的答案。
当然，奠定基础的知识型世界史的发展并不是研究型世界史兴起的唯一原因。概览研究型世界史所追求的目的，就能够使我们明白它的不可取代性。就社会需要而言，研究型世界史要比知识型世界史更深入、更有用。就政治需求而言，“中国的综合国力”的提法取代了20世纪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而综合国力中的政治影响力、经济影响力、军事影响力、文化影响力自然包含了世界史。研究型世界史既能够提供新的历史知识，又能够提供对历史的新看法，这正是当今中国急需的。很明显，研究型世界史成了一种目标，引导世界史研究走向深入。我们已经注意到，21世纪之初，众多历史杂志开始在自己的刊名上添加“研究”两字，而博士研究生们也紧紧跟上，在其学位论文的标题上冠以“研究”二字，成功地与史学杂志保持了团体上的同一性。
二 命题意识和学术性
世界史工作者不能拒绝与社会需要和时代要求紧密相连的研究型世界史，就像科学家不能拒绝把“中国制造”改成“中国创造”一样。所以，研究型世界史将会欣然利用可能提供给它的一切来增进世界史研究的深度。如果知识型世界史旨在为人类提供精准的历史知识，那么研究型世界史就要把自己对世界的看法告诉人。一旦世界史研究者有了这样的意愿，由这一群有素养的人组成的团体就会重新考虑世界史的定位，并满怀热情地把增进史学的学术性放到首位。
研究型世界史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学术性增强。如果教授和学术小团体只是一般世界史知识的代言者，那么现代世界也许会轻视这些脱离社会需要的人。但是，如果他们是世界史范畴内各种关系的发现者和专研者，那么他们提供的对世界的看法就极其有用，远比单纯提供世界史知识深刻，且更具有渗透性。而且，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推动知识型世界史向研究型世界史转变的，正是史林中那些最具科研能力的人。从某种角度说，若不将“描述的历史”改变为“研究的历史”，必然难以把世界史改造为一个非常有用的、与当前社会接轨的前沿学科。因此，随着知识型世界史向研究型世界史的转变，学术含金量的问题就适时提出。这也是时代的呼声：人们已经厌倦了单纯记忆性的历史描述，反而偏爱起见解深刻即越来越专门化的研究型世界史。
这就有了“命题意识”这一说。提出命题和解释命题，是今天世界史学术含金量的一种公认的标志。历史命题，即常常为国际高端学术平台重视和争论的焦点问题，也常被用来衡量某个国家世界史的研究水平。所谓命题，实际上就是对某种关系的认识，或是对某种性质的确认。在世界史研究领域，这样的命题并不稀少，如“没有穆罕默德就没有查理曼”“拉伯雷不可能不信教”“意大利是近代欧洲社会的第一个产儿”“封建主义是政府的一种类型”“马基雅维利开创了近代政治学”。遗憾的是，上百个这样的命题都是外国学者提出来的，由我国学者提出来的命题却不多。中国的研究型世界史要发展，中国学者就一定要有提出命题的意识。中国学者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在知识型世界史时期对此重视不够。当然，世界史的命题并不是产生于世界史知识之外，然后再同它冲突、抗争、妥协，而是恰恰产生于世界史知识的内部，其根源深藏在历史描述层之下，是对历史知识透彻分析后的产物。既然历史命题反映了历史研究的深度，而中国世界史学者又具备了提出命题的条件和试剂，那么，由于知识型世界史向研究型世界史转化，一个由中国学者在国际上提出命题的时期已经到来。可以预见，这一发展产生的后果将是惊天动地的，期盼许多真理性的认识将由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者发现。一个中国学者在国际学术高端平台上提出命题的时刻已经来临！
世界史的命题常常产生于对世界现象的分析结论之中。在世界史学者的心灵中，存在着两个部分：被动性的复述层和有意识的发现层。但是，这两个层面是有区别的。前一个层面只是在记忆和复述，它接受历史知识但不积极产生新知识；后一个层面却很是不同，它是主动和积极的，会直接产生创造冲动，即通过历史研究产生新认识、新结论、新知识。由此，介绍命题和提出命题，其实正是知识型世界史和研究型世界史的根本区别。简言之，研究型世界史的优势就是把创造性的层面激活，使“理解的历史”变成“发现的历史”，从而推动史学研究的进步。
自然，我们不会在同样的意义上去看待历史的知识和历史的命题。如果有人在争论古希腊的艺术品（如《断臂的维纳斯》《掷铁饼的运动员》）与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如米开朗琪罗的《大卫》）的异同，这纯然是一种历史知识层面上的争论，可以通过对两种艺术品风格的细致观察而找出答案。但是，著名学者徐梵澄先生曾说出这样的话：“13、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其实未尝‘复’出古代文化到什么地步；但是，它的光明，至少透过了它以前一千年。”他这是提出了一个命题。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三个结论：文艺复兴文化与古代文化风格迥然有别；文艺复兴文化要高过古代文化；光彩夺目的文艺复兴文化激起了人们对古典文化的兴趣。是不是这样的呢？这会引发学术争论，会带来新的证明，结果会带来对这个问题的挑战和发现。
甚至，徐先生的命题还有可能帮助人们辨认出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的不同性质。例如，在希腊人那里，艺术品体现出的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希腊人做的梦是远航和摘采金羊毛），而这种差距是可以用希腊的英雄主义来弥补的。然而，在文艺复兴艺术家那里，有的却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对立，这两者水火不容，互相对峙。文艺复兴艺术家对旧文化恨之入骨，于是就去描绘它的反面。看到丑的，他们就去画美的；看到假的，他们就去画真的。以这样的一种叛逆姿态，他们创作出了惟妙惟肖、唯美主义的图景。从浅层看，文艺复兴艺术品与古希腊艺术品似有相像；从创作动机看，两者迥然有别：前者是对现实的批判，后者则是对理想的追慕，即柏拉图所解释的天堂中的“理想类型”。可以想象，晚年的彼特拉克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自己“生不如死”的时候，心中是何等的悲凉；然而，翻开为情人劳拉写的366首爱情诗，彼特拉克又是何等眷恋，何等生气勃勃。这种文艺复兴艺术“两面神”的风格，这种批判与推崇兼具的风格，在达·芬奇的《蒙娜丽莎》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幅画里，蒙娜丽莎的年龄是不确定的：她既像一位20多岁的少妇，又像一位40多岁但保养得很好的妻子；她的笑容也是饶有深意的，从中根本无法看出她究竟是在高兴还是在忧郁；同样，蒙娜丽莎的身份难以判断，她既像一位贵族夫人，又像一位平民的妻子。这样，达·芬奇的画笔下的蒙娜丽莎就成了真正的“两面神”：她兼具了对新文化的崇拜和对旧文化的鞭挞，从而道出了文艺复兴艺术风格的真谛。
根据社会需要开辟新领域，这是研究型世界史学术性的第二个标志。与填补空白的知识型世界史不同，研究型世界史开辟新领域完全是为了满足生活方式发生巨变的中国人的需要。这个问题是无需回避的，中国走向世界，中国人追求精致的生活，这导致知识型世界史提供的东西不够用了，只有开辟新领域才能满足日新月异的新社会。例如，环境保护令人想起环境史，丝绸之路令人想起海洋史，多元国际格局使人想起现代国际关系史。我们已经注意到，用一些新的词语来描述新开辟的领域，正说明只有这样的词语和这样的领域，如环境史、海洋史、现代国际关系史，才能满足今天国人的需要。中国的社会已经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导致原来的知识型世界史重压在身，全身都绷紧了。艾略特说：“在重压之下词绷紧了，咯咯作响，有时突然断裂。”这种状况，何尝不能够用来形容当今的世界史。
于是，必须立即去开垦一片处女地。无论人们怎么说，这一步都是非走不可的。世界史作为综合国力之一，对于社会它就只能是引领，而不是阻滞。例如，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是通过三场文化运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三场政治运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交替进行的，文化的引领性使过渡显得顺利。相反，罗马帝国崩溃后入主欧洲的却是刚从部落联盟制度之中脱颖而出的日耳曼人，文化的相对落后，导致欧洲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过渡艰苦不堪。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研究型世界史对知识型世界史的升级，就是一个文化引领性问题。知识型世界史的前沿性不够，作为社会发展推动力的引领性自然不足。研究型世界史适时而出，既是水到渠成，也是时代的召唤。
《新世界史》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面向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者的学术年刊。本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办刊的宗旨是力图在新材料的解读、新理论和新方法的运用和新视角的发掘上下功夫，全面展示中国的世界史研究的新成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世界史研究做出贡献。主要常设栏目包括“专题研究”、“史料选译”、“学术动态”等。本辑的主题为“新视野下的英国文明史研究”，执行主编为孟广林、赵秀荣。
根据需要开辟新领域从根本上打破了历史学的天职是记载的观念。我们当然应当感谢历史记载，如汤因比所言：“幸亏有历史的记载并且保存下了这些历史记载，我们才有可能了解5000或6000年间，在受到后人崇拜和敬慕的很少一部分人中，高级宗教和哲学的创建者赢得的声誉是历史上最为悠久的，影响也是最为广泛的。”但是，视历史学为记载只是一种传统的历史观，并非完全适应现代的形势。事实上，汤因比本人也是根据需要开创新领域的领军人物。应当说，幸亏有研究型世界史果断解决了一个史学研究滞后于现实发展的难题，它另辟蹊径，为世界史赢得了合法性和千年难逢的机遇。反观中国和放眼世界，今天的世界史学者做的大多是研究型工作，而不仅仅是在做历史记载工作。可以说，从知识型世界史向研究型世界史的转变，已经成为国际世界史发展的大潮流。研究型世界史之所以光彩夺目，是因为它的成熟、理性、开放、引领性；而知识型世界史被取代，恰恰说明它发展的滞后和不够前沿。研究型世界史还断然宣称要为现实需要服务。这是因为社会的发展是动态的，而能够揭示这种变化的只能是研究型世界史，由此它获得了比知识型世界史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强大的生命力。
然而，做社会的引领者和为现实需要服务，却很容易遭到非议。第一种非议来自“纯历史客观主义”者。他们信奉德国史家兰克“是什么就是什么”的原则，以为研究型世界史相当主观，违背了历史的客观性。然而，殊不知兰克本人正是研究型世界史的开山鼻祖。第二种非议反对的是研究型世界史的针对性，它担忧针对性地研究历史会导致对研究领域的“挑肥拣瘦”，结果会遗漏掉某些现在看似无用、今后却大有用处的领域。这种担忧其实也是没有必要的，事实的真相是，针对性研究大大扩展了世界史的研究面。例如，针对世界史研究广而不深的特点，研究型世界史致力于建立专门的研究学科，如针对性地对社会史、科技史、人口史、环境史、文明史、文化史、艺术史、妇女史、国别史、思想史、断代史等进行专门研究，改变了以往仅仅研究政治史、经济史的状况。又如，近30年来，世界史的出版物（著作和论文），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以往相同年限的十几倍、几十倍。事实上，为现实需要服务的研究型世界史，因为它的精准的判断力，它所孕育出来的大量的世界史论著，它对于记载型史学和知识型史学的善意尊重，以及它有意和谨慎地摆脱史学研究中的自我崇拜倾向，给它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不断根据需要针对性开辟领域的做法是大有斩获的，借用一句汤因比评论宗教的话：“可以料到，人类世界宗教地图的外形会从一件拼凑起来的百衲衣变为一块色彩斑斓的织物。”
第三，研究型世界史的学术性还体现在它的原创性上，即注重发现和发明，旨在把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提升到世界一流水平。研究型世界史认为，所谓的世界一流成果，并非指在国际权威史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而是指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前沿性，即原创性的重大理论突破，技术创新和引领性创新，新的交叉学科的建立，新的研究领域或学术增长点。一流的科研成果或者是提出了新的理论，或者是解决了关键性的瓶颈问题，或者是开创了新的研究领域。以自然科学为例，如发现人体细胞的染色体数目为46条，这件事导致了人类细胞遗传学的建立。以学科开创为例，如遗传学家朱孝颖把世界各地的猴子都集中到实验地，专门研究环境对猴子遗传的影响，结果开创了一门“环境遗传学”。
第四，重视理论也是研究型世界史重要的学术标志。有些理论是宏观的，另一些则可能是中观的，这在研究型世界史中常常出现。例如，在文化史研究一度盛行“两分法”，即把文化区分为“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前者是身居高位的、受过良好教育之人的文化；后者是未受过教育的民众的文化，两者水火不容。剑桥大学历史学家罗伯特·斯克里布纳（Robert Scribner）质疑这种“两分法”，通过对中世纪晚期德意志的研究，他发现上述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事实上，两种文化既独立存在又互相影响，有的时候甚至能够相互置换。例如，布道者在进行布道或在举行宗教弥撒时，采用的是精英或官方的仪式；然而，在谈到奇迹的时候，会穿插许多听众们熟悉的故事，那时出现的是大众文化。在新教宣传画里，大众文化应用得很广泛，充满民众语言和民间信仰。进一步的研究还表明，“两分法”是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既不适用于前工业社会，也不适用于现代社会。工业革命把人阶级化：人被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文化也被分成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通过实证调查，斯克里布纳指出了文化的历时性：工业革命后形成的观念并不能随意套用于中世纪和前工业社会。斯克里布纳的观点被国际史学界接受，自他的著作问世后，史学家已经不再人为地去区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他们开始重视文化的特定社会背景和时代特征。
三 有用性、前沿性和学术创新
研究型世界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增进世界史的有用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事实上，如果世界史的每一种研究都和有用意图相关，我们就能够在学科的层面上缩短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之间的距离，拉近历史研究和突飞猛进发展的当今世界的距离使两者匹配并以此产生一些正面的后果。还可指望这种转变突破学科之间人为设立的藩篱，使世界史跨学科研究增加，带来开拓性的后果。研究型世界史极愿与其他学科分享对人类的忠诚。但是，它承认学科的设置是一种科学的设置，并不会把自己变成其他的学科，从而减弱世界史本身的特质。不过，增强世界史的有用性，视其为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一定是一种向善的真理，坚信这种信仰带来的后果必定是积极的和有意义的。历史学家的理性不允许自己轻易改变世界史的定位。然而，同样的理性赋予他们权力去让世界史做更多的事情，甚至有可能把自己的研究扩展至其他学科。这种观点是以一种信仰——相信各种学科设置都是为了增进人类的福祉服务——为基础的，这成了世界史研究的动力并推动它改变价值取向，向有用性靠拢。
世界史学者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拉近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之间的距离。事实上，如果从事基础研究的是高等院校的教师、研究员，而从事决策的是政府部门的官员，两拨人做两拨事，两者之间的距离就显得遥远。但是，可以想象，一种工作类型和另一种工作类型存在差异，恰恰又是现代分工的积极成果，能够促进专业化，并且集中精力和经验。这必然会带来良好的效果。但是，不管在逻辑上是怎样，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分离都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建立一个对基础研究成果进行再研究的机构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人类精神决不会放弃对效能和有用性的研究，它会在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之间建立桥梁，使前者更有用，使后者更深刻。如果这就是理性，如果这种理性的启示就是在基层和高层、理论和应用、基础与决策、历史文化与政治之间建立机制上的联系，那么我们就去践履这个理性的意愿吧。
另一项应当做的工作是撰写建立在基础研究上的决策研究著作。不能说这样的著作比较稀少，不管其观点如何，都是能造成很强的冲击力的。例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尤其是他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就是这种类型的著作，只不过《人类与大地母亲》要比前者更偏重决策。我国的世界史工作者厚积薄发，早就具备了撰写这种类型著作的能力。如果能够对各个大国和中国周边国家做出基础与决策兼顾的研究，那么我国的世界史必定会上一个台阶。以中国世界史研究者的能力，是完全可以胜任这样的工作的。
对于历史学的垂训功能，或者说是对经验与教训的总结，研究型世界史对其不仅不会削弱，反而会加以强化。工业化、都市化、福利制度、环境保护、政治治理、经济管理，这都是世界各国必须经历的。其成败得失，可以总结；其有用经验，可以借鉴。对世界各国国民性的研究也是这样，因为国民性涵盖某一个国家百分之七八十人口所共享的文化表象（旗帜）、思维方式、社会伦理、宗教传统、价值观念，它们都是在长远的历史之中形成的，是一种很典型的历史研究。但是，即便是这样的研究也有着非常显著的现实功能，可以直接服务于现实。例如，如果我们对国民性研究得很透彻，每当有大事发生，就可以预测各个国家的大致反应，这无疑可以满足现实需要。换言之，研究型世界史与传统型世界史有所不同，它更具有针对性、引领性，也与现实联系得更紧密。与现实需要接轨，与现实世界的发展同步进展，这是研究型世界史的特征。
研究型世界史必定会走向世界。我国世界史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在国际社会中建立学术、道德声望和诉求产生的全球号召力。为此，有必要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建立起全球视野的同时发展我们高水平的世界史研究体系，使两者兼顾，相得益彰。但是，在世界史某些研究领域，仍然存在着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领域创新能力明显不足等问题，这已成为制约我国世界史研究发展的突出矛盾，这不仅意味着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将付出过高的经济成本（如内容重复的作品大量问世），而且使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结构调整和研究升级中受制于人，甚至可能长期被锁定在国际研究分工链的末端。为此，一方面，要克服模仿跟踪多、创新突破少、关键领域原始创新能力不足的弱点；另一方面，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使我们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学术上担当起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的责任。
因此，研究型世界史的发展，不在范围之广，而在名副其实，体现它的前沿性。我国当前世界史研究最为紧迫的任务，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在世界上领先的成果。这样，如何建立起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世界史评估体系，如何确保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在最前沿、最高端的平台上进行，如何解决基础研究与决策研究的接轨问题，成为现阶段提升我国世界史研究能力的三大要素。
前沿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否在方法论上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例如，在科技史上，《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与《哥白尼的问题》两本书备受瞩目：不仅引起了国际性争论，而且在方法论上也成为“范式替换模式”和“延续发展模式”的标杆。在托马斯·库恩（Thomas Samuel Kuhn）那里，科学认知是通过“范式革命”来实现的。而在美国历史学家韦斯特曼（Robert S.Westman）那里，正统与异端、天文学和占星术、旧传统与新解释之间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甚至在对峙之中也相互渗透。库恩的《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是一部科学思想史名著。2003年北京大学出版社中文版的“内容简介”云：“此书与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库恩深受柯瓦雷的科学史编史纲领影响，并突破了《伽利略研究》仅局限于科学内部史的研究方法，将科学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开创了内部史与外部史结合的编史纲领。”
与强调决裂、替代，喜欢以“革命”为书名的库恩不同，韦斯特曼认为有关哥白尼的研究尚未完结。他认为库恩有把哥白尼过于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在《哥白尼革命——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中，库恩称哥白尼“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少数群体的天文学家，他不相信占星术”。韦斯特曼却说：“我是在1991年开始撰写《哥白尼的问题》的，那时我对流行的观点并无怀疑。我自己的观点与托马斯·库恩的观点也没有很大不同。然而，当阅读了大量占星预言的文献后，我注意到了以前未能注意的联系。彼得·巴克（Peter Barker）所写的评论文章巧妙地暗示了我的重建工作。他正确地强调哥白尼致力捍卫的是天文学和占星术，即那个时代人们眼里的关于星的科学。巴克也清楚显示了我的重建工作与先前的解释是相吻合的，只不过是在哥白尼重新排列星空的时机和动机方面，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作为历史学家，韦斯特曼坚持“实事求是”，绝不回避哥白尼与占星术家们的亲密交往。1496年，23岁的哥白尼来到文艺复兴的发源地意大利，在博洛尼亚大学（Bologna University）攻读法律、医学和神学。韦斯特曼发现，在博洛尼亚大学期间，哥白尼完全生活在占星术家们的圈子里。哥白尼住在他的老师、著名的占星术家多梅尼科·玛丽亚·诺瓦拉（Domenico Maria Novara，1454-1504）家里。在现代学者眼里，诺瓦拉是一位天文学家，其实，在当时，他在占星术界名气更大：他在大学任教，却是一位正式开业的占星术预言师，博洛尼亚大学要求他每年都为博洛尼亚市公布年度占星预言。哥白尼是从他那里学到天象观测技术以及希腊的天文学理论的。
此外，哥白尼也是“日心说”的集大成者。韦斯特曼避免遗漏掉占星术对哥白尼的贡献，同时也避免把哥白尼的发现说成是“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在韦斯特曼看来，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特别是对古代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日心说”的继承。毕达哥拉斯是最早提出“日心说”的人士之一，与其相反的是托勒密提出的“地心说”。哥白尼仔细研读过亚里士多德的《天体论》（On the Heavens）。文中亚里士多德为“地心说”辩护，拒绝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亚里士多德写道：“毕达哥拉斯认为宇宙的中心是一个火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诸行星之一，环绕着中心在日夜运行。”在写于1510年的一篇未曾发表的文章里，哥白尼透露自己早就注意到了毕达哥拉斯的“日心说”，“不是以自然哲学家的身份”，而是运用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Kraków University）和1496—1500年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学到的数学天文学知识，仔细钻研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这表明哥白尼也是在继承从古至今所有成果的基础上创立“日心说”的。
在研究型世界史学者那里，历史的客观性不仅来自对史料的尊重，而且来自观察问题的方法和立场。有的时候，观察问题方法的改变会带来巨大的连锁反应。例如，非客观主义的一种表现是人为地割裂历史，把差异变成对立，而不是运用对立统一的历史观，从范畴的角度来诠释历史。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看到了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鲍斯曼（William J.Bouwsma）的两本书：《文艺复兴的衰落》和《加尔文：一幅16世纪的肖像》。鲍斯曼先生的原意是这样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一个由“解放”和“秩序”组成的一对范畴，它们互为表里。在“解放”的引领下，会出现“自我的解放”、“知识的解放”、“时间的解放”、“空间的解放”、“政治的解放”和“宗教的解放”。发展到16世纪中叶，这种把文化从中世纪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却遭遇了严重威胁，人们开始寻找稳定之道。于是，“秩序”盖过了“解放”，“文化秩序”、“自我秩序”、“社会和政府的秩序”、“宗教秩序”和“艺术秩序”纷纷而至，文艺复兴运动也就从繁荣走向衰落。
鲍斯曼认为，文艺复兴运动开始时，快乐的人们好像是沉浸在一种追寻解放的欢乐情绪中；自由和解放的主题，预示着从中世纪走出来的土地上将会开满不同的花朵，如自我的解放（身体和精神获得自由）、时间的解放（超越圣经的世俗时间观）、空间的解放（哥白尼学说和地理大发现）、政治的解放（马基雅维利把政治学从伦理学中解放出来）、知识的解放（寻找新的哲学）、宗教的解放（宗教改革产生了新教理念和宗教宽容）。经此解放，在中世纪受过重创的心灵得到复苏。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解放和自由的推进，一种黑色的焦虑开始在同一批人（蒙田、伽利略、笛卡尔、塔索、莎士比亚等）身上蔓延，这不仅是因为外在的疾病、艰难、战争和教派分裂所带来的压迫，而且是因为各种变动本身带来了问题，为此需要付出代价。譬如说，新教调整了国家与教会的关系，但也会因教派分裂而导致宗教战争；新世界的发现无疑使欧洲人获得了空间的解放，但也带来白种人对新世界金银的掠夺，进而引起本国物价飞涨；社会改革给社会带来无限生机，但也会带来紊乱或者失序。一个负责任的、有担当的史学工作者最应该为人们所揭示的，不正是这些常常被人忽略或者故意隐瞒的真相吗？
鲍斯曼先生于1988年出版的《加尔文：一幅16世纪的肖像》使用的也是这样的方法。他认为，一向被人误认为是苛刻法律学家的加尔文也是一位人文主义者。这部作品不仅刻画了两个加尔文，还协调了两场运动，把受到启蒙时代思想家赞扬的文艺复兴和遭到他们鄙视的宗教改革运动给统一起来。自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起，传统史学就赞美文艺复兴而贬低宗教改革，以为后者给世界带来紊乱。鲍斯曼要捍卫文艺复兴，他在加尔文身上看到了人文主义的影子。鲍斯曼最善于捕捉事物发展过程中不可思议的现象，因而也最能够准确地找到事物发展的“另外的一个侧面”，无论那是一种光明，还是一种与光明对应的黑暗。
与国外的史学家一样，研究型历史学在中国也早有传统，特别是表现在中国史研究领域。翻阅一下我国学者写史论，就知道中国史学不仅博大精深，而且大抵也都是研究型著作。当代史学名家，治中国学的，如程应镠先生，研究世界学的，如吴于廑先生，之所以被人激赏，原因也是他们中西皆通，并都以撰写研究型著作闻名。
研究型史学在中国史研究中早有传统，程应镠先生《流金集》中的《论林逋》就是这样的名篇。林逋为北宋有名的隐士，生于乾德五年（967），死于天圣六年（1028），他生活的年代正是北宋全盛时期。程先生指出：“范仲淹、梅尧臣都是林逋的朋友，林逋死后，还得到宋仁宗的嗟悼，和靖先生的谥号就是仁宗所赐。”再读下去，就愈加有趣，原来林逋这位隐士既与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不同，也与避世之士长沮、桀溺等人不同。拜访过林逋的薛映是个“廷无留事、吏不能欺”的干吏，而赞美林逋“风俗因君厚”的范仲淹，更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的重臣。但林逋这位隐士不忘世情，程先生以为这就是他为王随、李及、陈尧佐、范仲淹、梅尧臣、欧阳修所激赏的根本原因。至于皇帝对林逋的“粟帛之赐”，却有另外原因。原来，北宋的官僚机构庞大，以至于冗官在其时已成积弊。真宗、仁宗两朝的高官厚禄者又贪恋荣利，以至于朝廷不断重申七十致仕之令。皇帝褒奖隐士林逋，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清除冗官，程先生文章立意之深，无人能及。盖凡到过杭州西湖者，都知道有位隐士叫林逋，但在知道林逋的100个人中间，或许只有一位知道林逋不仅是位隐士，而且是一位与范仲淹等人交往的政治人物。同理，在100个知道林逋是位政治人物的人中间，也许只有程先生一个人知道林逋不仅是位政治人物，而且是北宋吏治改革的关键性政治人物。不断向深处发掘，永远做那个百分之一，这是程先生在方法论上给我们的启示。
程先生文笔好，真正反映《论林逋》文章韵味的是在其结尾处，抄录如下：
《和靖诗集》有山园小梅二首，梅花三首，又咏小梅一首。欧阳修极叹山园小梅之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他在《归田录》中说，“前世咏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比林逋晚生一百八十余年的姜白石，用暗香、疏影为题以咏梅，被张炎叹为绝唱。（见《词源》）疏影中说：“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想佩环月夜归来，化作此花幽独。”白石此词，可能是有所寄托的。但这几句却极恰当地写出了一位处士在举世沉溺于荣利中的幽独心灵。
吴于廑先生是专治世界史的大家。吴遇博士告诉我，从1982年起到1993年去世，吴于廑先生连续发表有关整体世界史观叙述构架的文章，论述历史怎样“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的过程。就这个问题，吴遇说：
由于从整体和宏观的世界历史运动看问题，“中世纪”这个以欧洲历史发展为主轴的概念成为更为广阔的历史大趋势中的一个片段。在这个大趋势中，主导的力量是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冲突和博弈，随后的历史行程是相对孤立狭隘和闭塞的农耕世界被工业世界的兴起而突破，大工业和世界市场使得世界各国各地区不断变得更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吴的整体世界史叙述话语体系向西方中世纪史的研究展示了新的角度。首先，与西方中世纪史有关联的地区只是广阔的农耕世界中和其它东西方文明并列的横亘于亚欧大陆偏南的一条长弧形区域中的一个部分，中世纪东西方各国的封建文化都在这条长弧形区域生成发展，而且都以农业耕作为基本生产形态。由于以农为本，农耕世界的各个地区相对闭塞隔绝。这个区域的定位，相同生产方式的定位，和对由此产生的区域之间相对闭塞隔绝状态的判断，对于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范围是具有更好的说服力的。
吴于廑先生的这种研究，不仅是研究型世界史，而且是研究型世界史的典范。
因此，可以说，当代中国的世界史正是随着研究型史学的发生而发展的。今天我们重提研究型世界史，只是要强调这种发展是有传统的，也是极为重要的。作为把中国史学的精神财富转换成现代研究型世界史的双重回报，我们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在国际史学高端平台成为一种引领的条件。不管如何，建立世界领先的新学科，大力发扬世界史的创新意识，向世界学习，同时又以鲜明的中国特色回馈世界，这正是当代中国从事世界史研究的学者应当做的事情。
今天，我们之所以担忧，是因为我们尚未把我国研究型世界史的全部潜能充分发挥出来；之所以有望，是因为我们已经把一个日趋完美并已高度发展的现代中华文明奉献给了世界。作为世界史工作者，我们所能创造的，是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研究型世界史体系：它历经考验，方兴未艾，接受挑战。当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并不是中国是否已经拥有了高水平研究型世界史的问题，而仅仅是如何使之臻于完满。
来源：《新世界史》（第一辑），收录于国别区域与全球治理数据平台（www.crggcn.com)。
作者：朱孝远